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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孔子國學夏令營了解到，在歷史上，儒家的社會理想與制度設計多是針對當世的弊病提出，并用來批評、指導當世的；儒家思想與專制體制是有距離、有張力的。我們知道，沒有抽象的權利觀，沒有抽象的公平正義，沒有抽象的公私、群己權界，任何時空條件下的個人權利與社會的公平正義，都是歷史的、具體的。
    孟子和先秦儒家是否主張棄絕私利？孟子說：“王何必曰利”，針對的是梁惠王（魏惠王）、齊宣王或類似的君主的。孟子義利觀比較復雜，大凡在義利沖突，必作選擇時，取先公義后私利的立場，但并非不顧私恩、私利。尤其是，我們在討論公私關系時，應注意孟子對君之私、臣之私與百姓之私，對君之個體、諸侯國與百姓之利等是加以明確區(qū)分的，并且尤其反對君臣以一己之私作為諸侯國之公。另一方面，孟子對人主、臣工、士人、百姓的個人私利、私恩與公義、公道采取了互不偏廢的中道立場，即在極端的利己主義（楊朱）與極端的利他主義（墨子）之間保持張力。孟子辟楊墨：“楊氏為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君無父，是禽獸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孟子不僅僅主張中道，他與子莫的區(qū)別是不但有原則性，而且有靈活性，懂得變通。孟子說：“楊子取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。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為之。子莫執(zhí)中，執(zhí)中為近之。執(zhí)中無權，猶執(zhí)一也。所惡執(zhí)一者，為其賊道也，舉一而廢百也。”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絕對的為我主義（私）與絕對的團體主義（公）都傷害仁、義、禮；呆板地執(zhí)中，又傷害時中。故孟子不僅有分寸感，尤有調(diào)節(jié)性的管理藝術，在公私、義利的兼濟統(tǒng)一上，頗有辯證智慧。